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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直擊改革
　　■成都商報記者 付克友
　　■“依法治國、建立法治經濟，就是要通過實現各個主體權利的公平分配，來縮小貧富差距，改變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”
　　■“從法治的角度來說，政府要‘法無授權不可為’。政府能做的事情，必須有法律依據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現實狀況是很多時候政府法無授權也在為，表現為對市場的過多干預”
　　■“不管什麼紅利，都必須依靠法治。法治彰顯，其他方面的紅利才能兌現；法治不彰，紅利就會被消解。因此，依法治國將激發中國經濟的更大紅利，點燃中國經濟的新希望”
　　■“依法治國、建立法治經濟，就是要通過實現各個主體權利的公平分配，來縮小貧富差距，改變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”
　　■“從法治的角度來說，政府要‘法無授權不可為’。政府能做的事情，必須有法律依據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現實狀況是很多時候政府法無授權也在為，表現為對市場的過多干預”
　　■“不管什麼紅利，都必須依靠法治。法治彰顯，其他方面的紅利才能兌現；法治不彰，紅利就會被消解。因此，依法治國將激發中國經濟的更大紅利，點燃中國經濟的新希望”
　　專家檔案
　　李佐軍，著名經濟學家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、研究員、博士生導師，人本發展理論創立者。
　　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。毋庸諱言，中國經濟的法治基礎目前依然相對薄弱，面臨諸多問題和深層次矛盾，這已經成為我國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障礙。與此同時，在中國經濟走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，正在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重大考驗，亟須尋找新的改革著力點和發展動力。
　　在著名經濟學家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佐軍看來，這正是十八屆四中全會將“依法治國”作為主題，審議通過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的重大意義所在。他認為，十八屆四中全會必將有力推進中國法治經濟進程，依法治國為中國經濟保駕護航，也必將大大地激發中國經濟更大紅利。
　　■法治彰顯才能導向好的市場經濟
　　成都商報：在您看來，中國的市場經濟，在法治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？離真正的法治經濟還有多遠？
　　李佐軍：首先整個社會的法治意識還不夠充分，權大於法的情況還存在，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很多時候人們不是按游戲規則辦事，遇到問題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。其次是保障市場機制運行的法律體系還不夠健全，存在諸多主體不同權、權利不平等、民營經濟發展受限等問題。第三就是司法的問題，還沒有做到足夠的獨立公正，這對市場競爭和市場秩序傷害很大。另外，執法不嚴的問題也在很多領域存在，法律監督體系和保障體系不夠健全，也影響甚至扭曲市場經濟體系的運行。
　　法律不健全，法治不彰顯，就有可能滑向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說的“壞的市場經濟”。只有法制健全，法治彰顯，我們才能走向好的市場經濟，實現更多的市場公平。
　　■法治是體現執政能力的重要標準
　　成都商報：四中全會強調， 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。這與法治經濟有什麼樣的關係？
　　李佐軍：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，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。依法執政，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，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。只有黨和政府以及各級幹部，都尊重法律，厲行法治，按照法律規則行事，一個更加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才能形成。
　　成都商報：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被作為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，它對於完善法治經濟有什麼影響？
　　李佐軍：憲法是根本大法。整個國家的治理和運行，都需要遵守憲法，所有的法律、政策，包括市場經濟中的規則，都不能與之違背。
　　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，維護憲法的權威。不得不說，我們還沒有很好的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，大家很少看到誰因為有違憲行為而受罰。憲法的重要作用是“限制公權”，因為公權力更有可能成為違憲主體。所以各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，都需要依憲受到相應的監督和制約。
　　這裡需要強調的是，對於《憲法》確認的私人產權，以及公民的自由遷徙、自主擇業權等，都應依據法律予以保護。
　　成都商報：四中全會也指出，凡是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，這在經濟改革中是否會更加凸顯？
　　李佐軍：是的。經濟領域中的重大改革很多，如土地制度改革、財稅制度改革、金融體制改革、國有企業改革等等。
　　這些經濟領域的改革，首先要於法有據，按照法律來進行。如果有些改革必須得突破法律，那法律就得進行修改。不能因為法律標準沒定，就可以想當然地改。比如，房產稅就不能說推就推，更不能想按什麼標準推就按什麼標準推，必須得有法律授權。
　　■用法治解決公權力的越位和缺位
　　成都商報：依法治國需要確定公權力的邊界，既約束政府權力，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，同時又要求政府盡到公共責任，在法治經濟中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係？
　　李佐軍：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，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同時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。
　　從法治的角度來說，政府要“法無授權不可為”。政府能做的事情，必須有法律依據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現實狀況是很多時候政府法無授權也在為，表現為對市場的過多干預。政府的職能應該是在法律授權之下提供公共服務，進行產權保護、市場監管、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。
　　總之，法治經濟，就要求公權力一方面不能越位，另一方面也不能缺位。
　　成都商報：依法治國的一個焦點是反腐。在高壓強勢反腐的態勢下，如何形成“不敢腐、不想腐、不能腐”的制度化反腐機制，是否也是法治經濟的必然要求？
　　李佐軍：腐敗對市場經濟的危害太大了，法治經濟當然要求反腐敗。
　　從本質上講，腐敗是依靠特權來配置資源，進行權錢交易，或者以權力而攪和買賣，破壞市場公平。腐敗是市場經濟的大敵，是發揮企業家精神的大敵。這也是為什麼每個落馬高官背後，都有一個甚至一批企業家倒下的根源。反腐敗，就是要掃清市場經濟的特權障礙，為發揮企業家精神創造條件。
　　一些人把目前貧富差距加大、貪污腐敗都歸罪於改革、歸於市場，這是不對的。恰恰相反，貪污腐敗是改革不完全、市場化不徹底帶來的後遺症，即為權力和市場的交易留下了空間。
　　■不管什麼紅利都要靠法治來兌現
　　成都商報：大家都說，改革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紅利，然而改革能否激發最大的紅利，是不是也需要條件？關鍵在哪裡？
　　李佐軍：我們的人口紅利、後發優勢的紅利等正在逐步失去。進一步深化改革將通過三個途徑釋放紅利：一是通過改善預期釋放紅利；二是通過優化配置資源、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來釋放紅利；三是通過調動不同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釋放紅利。
　　但是不管什麼紅利，都必須依靠法治。法治彰顯，其他方面的紅利才能兌現；法治不彰，紅利就會被消解。因此，依法治國將激發中國經濟的更大紅利，點燃中國經濟的新希望。
　　成都商報：經濟發展的成果最終還是要惠及到人，如何理解法治經濟對於國民收入增長的保障作用？
　　李佐軍：國民收入的提高有兩個路徑，一是就業，二是收入分配。
　　就業取決於創業和企業的發展。創業環境的改善，依賴於法治；企業的健康成長，依賴於法治。
　　現在貧富差距拉大，收入分配不合理，是一個社會焦點問題。事實上，收入分配的背後是權利分配。收入分配不合理，是因為有些人享有特權，而有些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。只有先進行權利公平分配才能順利進行收入公平分配。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，就必須賦予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；要縮小行業收入差距，就必須先取消壟斷行業特權；要縮小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，就必須先實現各階層的權利平等。否則，收入分配改革無解。　　（原標題：依法治國 點燃中國經濟新希望）